隨著個性化定制需求的不斷升級，越來越多的消費者直接參與企業設計、研發、生產、制作，消費者與生產者由分離走向合一。

       借助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群”，企業可以零時間、零距離、低成本、無邊界地連接到生產經營活動所需要的任何要素資源。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從重要特征看，正從“點”的爆發轉向“群”的突破，可稱之為“新技術群”；從主要內容看，包括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3D技術、5G技術、量子技術，等等；從發展趨勢看，從PC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從消費互聯網到產業互聯網，從互聯網到物聯網，從萬物互聯到萬物智能，從物聯網到智聯網，從弱人工智能到強人工智能，從強人工智能到超人工智能；從經濟效應看，大大推動企業降本、提效、增值，特別是降低“三個成本”：基于信息通信技術ICT引致的交易成本降低，基于人工智能技術AIT引致的生產成本降低，基于“新技術群”革命引致的組織成本降低。或者反過來看，將這一問題概括為可從哪些方面推進企業的數字化轉型。

       第一，去物理化

       工業經濟時代，企業經濟活動只有一個世界——物理世界。數字經濟時代，出現了“兩個世界”并存的狀況，企業經濟活動可在物理世界與數字世界之間來回“穿越”。不僅如此，利用數字孿生技術，通過把物理世界、物體信息、業務場景映射到數字世界，越來越多的經濟活動遷移到了數字世界進行，導致“兩個世界”換位：物理世界淪為輔助，數字世界成為主體。這樣一來，數字世界替代物理世界，包括線上替代線下、虛擬空間替代實體空間，即企業經濟活動的“去物理化”。例如，基于“數據”的制造范式，可以創造出脫離土地發展的新模式，破解土地缺乏供給彈性的難題，從而大幅度地節約土地，即“去物理化”生產。再如，基于“線上”的辦公模式，不僅可以大大節約通勤時間、空間，還可大幅度地節約辦公用地，即“去物理化”辦公。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態化”，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去物理化”發展，正成為衡量企業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發展的重要標志。

       第二，去物質化

       工業經濟時代，一個產品功能對應一個物質載體，即1+1，這是常態。數字經濟時代，若干產品功能只有一個物質載體，即N+1；再發展至若干產品功能一個減量物質載體，即“減物質化”，N+1/m；后發展至若干產品功能沒有物質載體，即“去物質化”，N+0。目前看來，越來越多的產品在去物質化。例如貨幣，支付1.0，現金支付；支付2.0，刷卡支付；支付3.0，手機支付；支付4.0，刷臉支付。作為貨幣4.0，字節取代實體，數據取代實物，其完全數字化、軟件化了。除產品本身去物質化外，還有生產過程去物質化。例如，在APP工廠里，有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在一起上班，他們都在從事APP的軟件開發，這樣的數字工廠與傳統工廠完全不同，即生產過程的去物質化。這里，數字技術成為勞動工具，海量數據成為勞動對象。

       第三，去邊界化

       工業經濟時代，企業經濟活動局限于物理世界，由于自然障礙、地區利益、國別差異（文化特色、制度不同），物理世界完全被“碎片化”了。換句話說，在物理世界里，一切都是有邊界的。就企業而言，存在產品邊界、行業邊界、產業邊界、市場邊界。數字經濟時代，由于信息技術革命引致的互聯互通，整個底層邏輯被打通了，客觀世界由“碎片化”轉向“一體化”。不僅物理世界在加速“一體化”，而且數字世界更是“一體化”的。就企業而言，邊界被打破了，企業從有界發展轉向跨界發展，再到無界發展，“去邊界化”發展成為主流趨勢。這樣，企業競爭也從有界競爭轉向跨界競爭，再到無界競爭，其典型是“我打敗你，與你無關”。同時，和合、融合、協同、共生成為時代主題。就企業而言，從產品品牌發展至場景品牌、生態品牌，出現了生態經濟、生態收入，其中包括生態鏈、生態圈、生態群等。

       第四，去人工化

       數字經濟時代，人機協同特別是大規模的“機器換人”，已成為各行各業發展的大勢所趨。其中，包括：無人銀行、無人超市、無人停車、無人加油、無人駕駛等。大量工作要么由機器人“智能”操作，要么由消費者“自助”完成。無疑，“去人工化”是指前一種，即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應用對普通勞動者崗位的替代，出現了零接觸經濟、非接觸經濟、無接觸經濟等新業態新模式。不僅如此，生產領域的工業機器人通常可從事“三高”工作，即高危險性、高重復性、高精密性，與人類勞動相比較，它們一般不會犯錯也無需休息，生產率和安全性得到極大提升。需要指出的是，去人工化，一方面產生就業替代效應，另一方面產生就業創造效應；整體上看，存在就業優化效應和就業促進效應。

       第五，去管理化

       工業經濟時代，人們跟著流水線的“節奏”走，流水線對從事重復性工作的體力型勞動者而言，客觀上具有“去管理化”的效應。數字經濟時代，基于“數據+算力+算法”的人工智能技術，具有賦權、賦值、賦能、賦智作用，在對業務操作層實現去管理化的同時，對管理執行層、經營決策層也實現了去管理化。借助“新技術群”，特別是軟件替代智能、數據驅動決策，導致企業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去管理化，或曰智能管理。其中，包括“機在干，網在看，云在算”。這里，根據“數字痕跡”，不僅即時給出生產經營信息反饋，還能即時作出生產經營重大決策，做到精準生產、精準決策。可見，“新技術群”對從事創造性工作的腦力型勞動者同樣具有去管理化的效應。需要指出的是，與工業經濟時代員工以他組織管理方式不同，數字經濟時代員工則以自組織管理方式為主，自我導向、自我激勵、自我約束、自我發展，自我驅動是數字經濟時代員工去管理化發展的本質特征。

       第六，去單位化

       v工業經濟時代，通過雇傭和被雇傭的長期合約關系，員工與單位深度融為一體。員工以“單位+個人”的方式從事工作，一人一個職業、一個身份、一份工作、一份收入。數字經濟時代，員工可以脫離單位關系，在單位外為單位服務，即以“去單位化”“去雇傭化”的方式進行工作，由“在職員工”變為“在線員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通過互聯網平臺實現勞動力供需之間的即時配置。這樣一來，員工可以一人多個職業、多個身份、多份工作、多份收入。這里，員工由過去的“單位人”轉變為現在的“社會人”，即由固定單位員工變為靈活單位員工，由被一個單位使用變為被多個單位使用，成為“共享員工”，這是對人的最大解放、最大發展。

       第七，去中心化

       工業經濟時代，企業采用“金字塔”式垂直結構，官僚化、層級化是其重要特征。盡管后來部分企業改為“倒三角”結構，即高層為中層服務、中層為基層服務、基層為用戶服務，但“中心化”程度仍然較高。數字經濟時代，企業內部中間部門、中層部門被取消了，其重構為敏捷前臺、共享中臺、基礎后臺，通常稱為“三臺”架構；加之企業內部引入市場機制，即企業完全市場化，其典型做法是，人人成為創客，十幾人或幾十人成為一個微經濟體。這樣一來，企業組織結構經歷了從“帆船”（中小型企業）到“巨輪”（“大一統”企業體）再到“聯合艦隊”（“模塊化”企業群）的演變。在“聯合艦隊”的形態下，其中的若干微經濟體作為模塊，可進可出；整個企業可大可小，柔性彈性，與外部環境適時契合、動態匹配。而實際上，企業變成了由一個個節點組成的價值網絡，進而成為一個生態系統。在這個生態系統里，沒有中心；或者，任何個體都是中心，即“多中心化”或“去中心化”。

       第八，去中介化

       工業經濟時代，由于時間差、空間差的存在，加之信息不對稱、不透明造成的信息差，這為中介環節的存在提供了天然土壤，中介環節在連接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實現供求總量、結構均衡上發揮了重大作用。數字經濟時代，從時間上實現了即時聯系，從空間上實現了即時到達，信息對稱性、透明度提高帶來的信息差消失，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點到點、端到端，直通直達、無縫對接。這樣一來，中介環節的存在價值發生動搖，“去渠道化”或“去中介化”正成大勢。不僅如此，隨著個性化定制需求的不斷升級，越來越多的消費者直接參與企業設計、研發、生產、制作，消費者與生產者由分離走向合一，即“產消者”的出現，導致中介環節徹底消失。總之，去中介化的實質是以一種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新模式取代舊模式。

       第九，去擁有化

       工業經濟時代，實現資源配置優化是建立在所有權理論上的，一切要素資源包括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等，都要歸于企業所有。企業基于要素資源供給驅動，有什么要素資源就做什么產品產業，要素資源內部集聚、獨占。這樣一來，企業成本很高，總體發展緩慢。數字經濟時代，資源配置優化從所有權理論轉向使用權理論，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即“去擁有化”。企業基于用戶需求變化驅動，沒有什么要素資源也能做什么產品產業，要素資源外部整合、共享。借助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群”，企業可以零時間、零距離、低成本、無邊界地連接到生產經營活動所需要的任何要素資源。這里，連接勝于擁有，連接替代擁有。通過連接，要素資源不僅集聚范圍更廣、集聚成本更低，而且集聚速度更快，因連接的即時性可在全社會范圍內快速整合要素資源，從而實現企業的超常規、跳躍式發展，即非線性、指數型增長。

       第十，去確定化

       工業經濟時代，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變化緩慢、變動較小，企業是基于確定性情景對一系列經濟活動作出決策。這里，企業在連續性的框架內討論未來走向，將未來看作是今天趨勢的線性變化，“同道追趕”是其思維邏輯。數字經濟時代，VUCA成為常態。V，Volatility，指易變性；U，Uncertainty，指不確定性；C，Complexity，指復雜性；A，Ambiguity，指模糊性。總之，“去確定化”。這里，企業在非連續性的框架內討論未來走向，將未來看作是今天趨勢的非線性變化，斷點、突變、顛覆成為常態，“換道發展”是其思維邏輯。也就是說，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企業是基于不確定性情景對一系列經濟活動作出決策，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群”的涌現，既是加劇不確定性的原因，也是解決不確定性的手段。借助“新技術群”，一方面，企業可以根據過往數據對經濟活動可能出現的問題加以預防；另一方面，企業基于“數據+算力+算法”，可對經濟活動即時、實時作出處置，以與場景適時契合、動態匹配。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來源：先進制造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