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挑戰，當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動，對我國工業參與國際分工有較為長期的不利影響。過去幾十年，我國工業的高速增長、轉型升級得益于在相對寬松的全球貿易格局下對全球范圍內資本、技術、資源、中間產品和市場的充分利用。但是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采取了更多的貿易和投資保護措施，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趨勢凸顯，我國工業產品的出口增長受到抑制、提升空間較為受限，引進國外先進產品、技術和人才的難度也不斷加大。

       與此同時，我國工業面臨著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兩端擠壓。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大力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利用要素低成本優勢積極吸引全球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附加值環節，一些跨國公司加大了向中低收入水平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力度。另一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認識到產業空心化的危害和制造業對支持創新、促進就業的重要作用，紛紛提出“再工業化”，促進制造業“回流”。這些都對我國工業發展形成挑戰。

       再看機遇，“十四五”時期，國內外市場環境和技術條件的變化，將使供給側和需求側呈現出一系列有利于我國工業發展的新特征。

       第一，經濟持續向好與推動高質量發展，將有力帶動國內新需求。“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將持續向好，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經濟結構更加優化，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國內市場需求的規模持續擴大與需求層次的提升將會形成顯著的本土市場優勢，成為我國工業發展的重要依托。具體來看，在消費需求上，居民消費需求總額將穩步增長，在社會總需求的占比將不斷提高；在消費結構上，居民消費結構還有較大調整空間，對能夠提高生活品質的新型耐用品的需求，將是下一階段推動居民消費增長的重要力量；在投資需求上，技術投資需求將顯著增強，數字化、智能化裝備和系統將成為驅動投資結構升級的主要力量。

       第二，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增長，將形成新的國際市場機遇。近年來，一批發展中國家展現出強勁增長的勢頭。在進入經濟起飛階段后，這些國家對于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鋼鐵、建材等基礎原材料與鐵路、發電設備、生產裝備，以及居民生活所需的改善性消費品的需求將會快速增長，我國在這些領域都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當前，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不斷深化、水平不斷提高，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持續提升，這些國家對高技術制成品的需求也將強勁拉動我國相關產業的發展。

       第三，新工業革命帶來了“換道超車”新契機。近年來，以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學為代表的新工業革命在全球范圍蓬勃興起。其中，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虛擬現實/增強現實、量子計算等數字技術是技術創新和產業轉化最活躍的領域。新科技的加快成熟和產業轉化正在對世界各國經濟結構和全球價值鏈分布產生深刻影響，工業領域顛覆性的科技創新不斷涌現，這些顛覆性創新的成熟和商業化應用又會催生新產品、新模式和新業態。在傳統產業領域，發達國家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積累，在人才、技術上具有明顯的優勢，后發國家需要花費巨大代價、耗費較長時間才有可能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而在新技術突破催生的新興產業，后發國家與發達國家均未具有特定的產業能力、處在大致相同的起跑線上，我國也因此面臨“換道超車”的歷史機遇。

       盡管我國曾經賴以參與國際分工的低成本優勢逐步弱化，但是支撐我國工業競爭形成新優勢的條件和基礎也在不斷強化。

       產業鏈配套完善。我國擁有全球最齊全的產業門類，細化的產業分工形成完善的產業配套和快速的供應鏈響應能力，而且隨著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產業鏈補短板的持續推進，我國的產業配套能力還將進一步增強。

       綜合成本依然較低。成本和價格優勢不是僅取決于勞動力工資水平，而是勞動力素質、裝備水平、基礎設施條件、產業配套條件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勞動力素質的改善會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密集度與裝備水平的提高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勞動力工資上漲的因素，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完善的產業鏈配套對于成本優勢的發揮也起到重要作用。整體上看，我國工業仍然具有綜合成本優勢。

       工程師紅利凸顯。相對于傳統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先進制造業的發展對自然資源、區位條件、勞動力成本等初級要素的依賴性較低，其發展主要受制于高素質的研究開發與工程技術人才。21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特別是理工科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培養了規模龐大的、有一定專業知識儲備的工程技術人員隊伍，這將為我國工業發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撐。

       創新能力持續增強。從創新投入上看，2019年，我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強度（與GDP之比）為2.23%，再創歷史新高；從創新產出來看，我國科技論文發表數量、專利申請和授權量連續多年居世界前列，在某些制造業領域的創新能力已居于世界前列。

       經濟超大規模性優勢明顯。盡管全球化與國際產業分工是現代經濟的顯著特征，但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對該國產業的發展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國具有超大規模人口、國土空間、經濟體量和統一市場，四大因素又疊加耦合形成規模經濟效應超大、范圍經濟效應超大、空間集聚效應超大、創新學習效應超大、發展外溢效應超大等特征。這些都為企業培育壯大自身能力和技術水平、產業不斷升級提供了重要依托。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領先。當前，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日益成熟，虛擬現實、區塊鏈等新興信息技術蓄勢待發，新一代信息技術作為通用目的技術的特征和影響愈發明顯。我國在人工智能等數字經濟新興領域的研發投入大、創新活躍，專利數、論文數、企業數量、融資規模等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高度發達的數字經濟將成為培育我國工業競爭新優勢的重要基礎，亦將為我國工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邁進提供強大動力。

       面對國內外新形勢新環境，我國工業需要實現競爭優勢的再升級，形成新優勢。這個“新優勢”將是以高級生產要素為基礎、以創新能力為核心、以中高技術產業為外在表現的創新優勢。

       從生產要素看，未來我國工業仍然需要依托勞動力、土地等初級生產要素，但更重要的是利用并發展人力資本、數據等高級生產要素，充分發揮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工人、企業家、經理人等的作用，保持產業鏈的完整性，同時推動在高科技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建立起完善的產業生態。

       從產業能力看，我國工業仍將保持大規模制造能力，繼續強化創新型制造能力，培育并強化在性能、質量、品牌、個性化定制等方面的新的產業能力，加快實現從規模優勢到創新優勢的轉變。

       從優勢領域看，我國工業既要堅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解決國內巨大人口規模帶來的就業壓力，更要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資本、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與產業鏈環節，增強產業控制力，提高附加價值。

       總的來說，我國工業的創新優勢應是一種綜合性的競爭新優勢，建立在良好的基礎設施、齊全的產業門類、完整的產業鏈、完善的產業配套、領先的數字經濟、不斷增強的創新能力等的基礎之上，代表新工業革命條件下工業發展的方向，是低成本、創新強以及在品牌力、智能化、個性化定制等方面能力的綜合體現。

       “十四五”時期，為培育壯大工業競爭新優勢、加快工業高質量發展、推進深度工業化，需要在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重點是發揮好產業政策的積極作用，制定適應我國工業發展階段、新工業革命與國際環境變化的有力措施。

       一是大力推動產業生態系統的提升。進一步完善競爭性市場環境，深化“放管服”改革，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完善支撐工業發展的基礎設施，重點是不斷升級工業信息化基礎設施；加強引導金融業服務傳統制造業的改造升級、新興技術的產業化發展和優勢制造業部門的國際市場開拓；大力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

       二是加強產業基礎能力建設。突出重點領域，集中優勢資源，大力提高關鍵基礎材料在性能、質量上的穩定性與自給保障能力；堅持創新驅動，以研發組織變革激發基礎領域的創新活力；強化產業鏈協作，構建有力推動產業鏈升級的整體合力。

       三是引導先進制造業“換道超車”。做好前沿技術的戰略布局，引導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開展前沿科技的探索；瞄準未來產業競爭制高點，統籌產學研各方力量，加強對重點領域的創新支持；破除束縛科研人員創新創業創造的藩籬，推動科技成果的產業轉化；優化提升產業技術基礎公共服務平臺，強化產業共性技術的支撐能力。

       四是強化品牌創建。統籌多方資源，形成國家品牌推廣和提升體系，加大中國質量品牌的海外推介力度，實現國家形象、自主品牌形象和中國制造產品形象的互相促進；健全協同有效的自主品牌提升機制。

       五是實施人力資源素質提升工程。改革教育理念，變勞動力成本優勢為人力資源競爭優勢；改革理工科人才培養體制，瞄準高端理工科人才短缺這一瓶頸切實發力，為工業的智能化、融合化、國際化發展培養復合型人才。

       六是加強數字驅動價值鏈培育。在重點工業產業集群建設“智能+”試點示范項目，促進與“智能+”相關的共性技術知識有效擴散；適度調整“兩化”融合工作的重點，支持中小企業的數字化改造，為后續向“智能+”轉型打好基礎；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增強對工業“智能+”轉型的支撐服務能力；完善網絡安全屏障，為制造業企業全面數字化轉型護航。

       七是優化制造業全球布局。促進制造業產業轉移，實現與東中西部地區高水平對接；推動國內外制造業協作，開辟制造業對外開放新格局；持續推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制造業投資布局；努力深化對發達國家的制造業投資布局；提升對制造業對外投資的專業服務能力。